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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能用属理或属气来定位心、性、情在人之存在中位置，而认为心与情属于气、性属于理。

孟子并非不清楚梁惠王当时的困境，也并非不清楚梁惠王的内心需求，但是他不愿意像战国时期的其他诸子一样进行头疼医头和脚疼医脚的医治，而是从根本上提出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的话题。社会分工是孟子心目中王道之治的重要基础，存在着大人之事和小人之事的差别，分为劳心者和劳力者的阶层。

孟子这里仍以帝尧、帝舜等为例，说：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事大人之事之劳心者阶层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在当代的再出发，必须以清理中国哲学史的遗产和根基为途径，厘清中国哲学面对当代处境如何联结和回向哲学史，才可能实现从述到作的转变。

以道之名展开的安置是哲学规范的运用，而非哲学规范本身。西方哲学与西方哲学史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以哲学史的方式重访哲学根本问题，刷新哲学问题的内涵并且重构哲学问题，保持了哲学史与哲学的良性互动。在他们心目中，有志者必须修己，即整顿自己，才可以进而安百姓，这是最高的境界，甚至古代的圣王也未必能完全做到。

从人体之内的层次到宇宙，每个层次都贯穿上、下层次，每个层次中的各个部门都互相影响与制衡，任何层次中的部门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杨、墨实际上是儒家的左右两翼，各自发挥了儒家思想关心的一个方面。孔子的门下聚集了一批抱持着同样理想的人物，他们或是封建体系中的臣属，或是下沉的没落贵族，他们也有一样的危机感和急迫感，也在寻求自己的思想出路。四科之中，最主要的德行和政事，无非是为了个人或群体能够趋于善。

另外一个学生李斯成为秦始皇的助手，为秦朝规划制度。儒、道、佛三家思想合一，使得中国文化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三家思想的影响：这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所在。

四门学科之中，有三门相当实用，都是为了处理世间事务、服务公职、安顿人民而努力。当然，儒家思想是中国思想体系的主轴，必须由此角度下手。孔子、孟子或是孔门其他人，不是单单为了思想而思想，更是为了给人间带来一个理想的世界。周代的封建制度在殷商的祖先崇拜上向前跨出了一步，将天命的道德意义和祖先的权威合在了一起。

东汉以后，佛教进入中国。感应论与儒、道、佛的兼容并蓄秦帝国建立后，很快就崩溃了，但秦朝的遗产却在汉朝继续存在。这四科各有出色的代表人物。其实，他所谓的伪并不是假装，而是意指人为的努力。

同样，层次与层次之间也是互动的关系。于是，在这个环境下发展出来的思想，着重点都在于尊重个性，甚至离弃集体，不愿有强大的集体妨碍个人自由，他们也主张自然之道不能绝对。

南方诸神都在山间水涯活动，俊美的男神、绰约的女神和许多灵活的小精灵，是传说世界的角色。因此，儒家思想落实在人间事务上，是主导人间关系的大原则、确立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尺寸与尺度。

中国的王朝起起伏伏，不断改朝换代，中国社会的结构也时时发生很大的变化，然而，儒家和与它相应的佛家、道家却长期主宰了中国人的思想。在大崩溃的时候，孔子是一个没落的贵族，他致力于重建超越时空限制的普世价值观念，不是为了规范权力的分配，而是将依据理性道德建立的系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所，也作为世界可以遵行的、他所盼望的行为准则。第一，周天子承受天命治理天下。他的学说也使得儒家出身的文官可以持有道德的勇气，也有自觉的使命感，投身治国，向往平天下。儒家提供了治国的理论，而皇帝制承接了周代的天命观念，作为国家权力的合法依据。宋、明两朝，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先后兴起，修改了儒学的内容，它们各自的影响将在别处讨论。

汉代初期，儒家并没有和皇权体制结合。从这个角度看，自己和群体是不能切割的连续体，所以，忠恕和仁可以并且必须一以贯之。

荀子时代已是战国晚期。所有的封君，不仅权力来源于周王，而且他们必须经过大族长周天子这一媒介，才能上达天听，获得天命的眷顾。

楚国地处淮汉地区，这里多丘陵、湖泊、溪流、森林，呈现出与北方黄土平原完全不同的景观。个人在上面所说的每个层次中都有一定的地位。

在政事方面，治理国家乃是走向太平最重要的一个阶段，荀子的不少陈述都在讨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境界以及如何走向这一境界。儒家四科的政事一科，终于发展出一个政治学理论及实践，使得儒家在此后的几千年中，在皇帝制度的旁边，发展成为文官体系主要的理论基础。《左传》中有时会提起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叔向、子产、史墨。有见识的人，当有为之年，对应为之事，应当积极进取。

这本来是出自好意，最后却成为阶层性的服从权威。北方生活艰难，人人必须约束、节制，必须尊重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界限。

孟、荀二家都从善恶二分的二元下手，可是二人也都指陈，这二元可以彼此转换，在二极之间演变。人必须努力让自己培养出向善的方向，才能做到善。

只有每个部门之间的力量互相呼应，才能得到最好的平衡。不过倒过来看，两千年来，有多少儒家的文官真正符合上述的理想，又有多少文官不是为了个人的功名利禄而甘心为专制君王服务的呢？汉代的儒家思想，实际上已经吸纳了春秋战国各国的精神，而又落实在法家实务的范畴之内。

这个特点我们必须记得，它乃是中国和西方制度方向上最大的差异。儒家思想中的安百姓和安人是两种志业。孔门主旨：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善天下，都着重善。后儒遂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提升自己的修养，才能参与增加各个群体福祉的志业。

于是，儒家开始有了二元的分野。儒家关心的项目，譬如天命、道、人间的关系，自然界各种事物的关系，人性和人体的关系等，都被董仲舒编织到一个庞大而严密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内。

儒家如此的存在，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多见。在他所处的时代，杨、墨理论遍行天下，孟子必须努力坚持儒家本色，主张持守本性的善，排除可能的恶。

楚文化的南方传说系统，也呈现出与北方系统不同的风貌。儒家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延续长久，一直到最近两百年来，这一主导力量才慢慢衰退，而目前几乎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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